陈可石：在世界城市坐标系里看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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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9
来源：成都日报
一座城市的规划必须找到其战略地位，即要在世界城市的坐标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城市规划既要有应有的想象力，也需要立足于自身特点，比如，成都把自身的人文和自然地理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城市创新的基础。这也是陈可石教授《关于成都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规划设计的十项建议》的基本理念。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城市，它们无一不是智慧较量的结晶或者说是获胜者，在它们经济、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挑战和纠结的取舍，陈可石以敏锐的洞察力逐步分析这些纷乱复杂的城市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并将这些案例完美地投射到中国本土的城市建设中。
陈教授毫不吝惜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天赋山水及当今的繁荣与活力的赞美，这也是他近年来频频到访并接受成都诸多项目委托的原因，同时他并不讳言如果想要成都的未来走向有更健康的发展，找到并创造更高的城市价值，还有很多刻不容缓需要思索和处理的问题，而他此次提出的十项建议，就是对这些问题深度探索后的答案。
世界语境参照，问题容易凸现
记者：是基于什么缘由，你为成都的城市发展提出了十项建议？
陈可石：早前，成都市规划局聘请我做成都的城市设计顾问，后来成都社科院也希望我能为成都出一份详尽的建议书。因为我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去过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城市，过去十年也亲身参与了成都的很多项目、规划，比如曾经的新都宝光寺项目、最近的天府新城核心区建设设计项目等。当我从最熟悉的城市设计角度来看成都，就很自然地发现了一些问题，进而给出了解决方案，后者才是重点。完整的城市设计建议是不止十项的，甚至每一项都可以分解得更细致一些。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为成都的城市发展找到上策，而不是中策、下策，这直接从成都最关键的问题入手。我们要把成都放到世界城市的坐标系里，从这个角度和位置来探索成都如何发展的问题。有一个参照系是非常必要的，在世界语境下很多被忽略被无视的问题都会自然地暴露出来。如今很多城市在自身宣传上不遗余力，提出了很多宏伟目标，但当它们真的置身世界城市坐标系里，那种失落感非常明显。什么是好城市？全世界600个大城市如何评判？其实也简单，看看最佳旅行目的地名录就知道了，遗憾的是，中国的好城市，真的很少。
在对成都有了深入了解后，我们也不是单纯地复制城市环境，而是尽可能去理解那些成功的案例，然后跳脱出来，这才能为成都的城市化进程提出更妥贴的建议。我们学习别人的先进理念，不是找些“贴”上去的东西。城市规划不能交给对这个城市不理解、感情不深的人来做。
差距和问题引出智慧点
记者：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在走欧美走过的路，但全球城市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比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人口、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土地利用率等因素都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精准的模板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都的定位会不会比较模糊？我们究竟是走欧洲后工业时代的路线，还是走东亚城市的发展之路？看起来当前成都的城市气质是偏欧洲的，讲究休闲和人文，但我们又在被迫跟着东亚城市的发展路线走，以上海为城市标准，拼硬件也拼GDP数值，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陈可石：无论是定位还是发展路线的平衡，都是城市智慧的具象表现，而智慧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智慧较量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起，但凡好的城市，都是智慧的结晶。2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是雅典，它的守护神就是智慧女神。智慧和一个城市的关系，从那时起就已经展开了，后来欧洲城市的发展，都是智慧的较量。今天的城市发展依然是这样，一个城市发展的好坏，评判标准并不难，看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智慧就知道了。而且，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在别人成功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很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说自己从不借鉴前人的经验，从零开始自我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没有这样的先例。
吸取其他城市的成功智慧，也有其先决条件，一个城市可以没有高楼大厦，可以没有田园风光，但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在明确这个的基础上努力向世界优秀城市学习。任何城市的发展都要依靠自身的人文和自然地理条件。当前成都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要有足够明确的理念和足够宽广的胸怀来看待自身的人文、自然条件。
向全世界最成功的城市学习，不能泛泛而为。世界上伟大的城市很多，不能说找到一个城市模板就能解决成都的所有问题，但如果找到一些个性鲜明的城市与成都做对比，就能从其中吸取很多东西。比如伦敦，把成都和伦敦做一个比较，经济上，伦敦的创意产业值是多少？成都是多少？国际游客的数量分别是多少？文化上，伦敦每天上演20多场歌剧，成都相应的大型文化表演有多少？这种产业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再从环境层面看，伦敦的城市公园数量及质量远超成都，它花了半个多世纪将泰晤士河打造成了生态样本，成都也在对锦江进行改造，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达到最佳效果。换言之，这种对比非常有效，差距和问题引出了智慧点，而不是凭空捏造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
许多城市对于提高自身的“城市竞争力”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城市的高楼有了，道路也宽了，但品质没有其他国家的城市高，远不及人家来得精细。合理的城市发展解决方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的比例应该各占50%，而中国大量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只用了3%的精力，97%以上都花在了工程建设上，这样的偏向性造成了大量低质量设计，高质量建设的城市发展现状。
不是复制，而是借鉴并创新
记者：你在十项建议里提出，文化引领城市发展。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突破口，兴建了很多文化街区，但这有没有达到将文化从观赏性的处境中挖掘出来，融合进智慧性产业中去？有比建一个项目一个街区更高明的方法么？你也在建议中提出增加成都水景，将锦江沿岸打造成一个文化休闲产业地带。在规划层面如何做到更好？
陈可石：文化不是一种摆设或者符号化的东西，而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熏陶，从对生活之美的发现和感受中塑造的一种城市气质。世界上将文化作为突破口的城市很多，比如佛罗伦萨，很早就将城市定位为博物馆城，所有建筑都围绕这个定位考虑，如今每个到访的人都对其印象深刻。当年北京其实也可以这样定位，那些老建筑老城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保留下来相当于20个佛罗伦萨那么大的面积。遗憾的是，这只能是想象了。传统的中国城市都是非常注重精神和文化建设的，这和欧洲中世纪后、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发展理念有根本区别。比如英国的很多城市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产业支撑起来的，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随着产业的衰落，城市也逐渐衰落，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北美也是如此，底特律、西雅图，一些城市现在都还在努力消除城市支撑产业衰落后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疯狂地走大工业化的道路。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城市发展的一个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关键时刻，这也催生了此次的十项建议。几十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成都是什么模样？城市该向何处去？现在就要思考、回答并确定下来。城市中那些美好的、有魅力的元素，有一个发现并领会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就此呼之欲出。仓促和盲目是很可惜的事情，苏州就是一个例子，工业化苏州GDP数值很高，回头想再做文化却不行了，原本很好的根基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可以补救但魅力大减，竞争力也失去了。
别人的成功经验与自身的特点必须结合，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锦江沿岸学习塞纳河沿岸，不是拷贝和复制，而是借鉴并创新，以免丧失特色。此外，成都有规模很大的文化人群，他们的创造力必须被激发出来，为这座城市创造价值。文化影响力取决于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力，否则一个城市尽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如果不能通过文化产业、市场经济的机制，把它发掘出来，城市文化影响力就不存在。
强化特色，延续城市文脉
记者：很多城市都在注重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但这种开发固然能够保留原来的风貌，原有的生活方式还是消失了，沦为旅游景点或文化橱窗，在你看来，这样的问题该如何避免？
陈可石：城市认同感的构建，需要突出传统的文化因素，有意识地强化城市的特色，延续城市文脉。中国的当代城市化经历了短暂而快速的历程，规模扩大了，相应的城市规划却没有加强，不但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有的文化元素，体现地方传统特色，而且一味地批量生产一些看起来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这样不光原有的城市温情遗失殆尽，还有将文化沦为制约城市建设瓶颈的可能。
城市的规划设计理念与热爱生活并不冲突，温情与怀旧，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主题。还是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人觉得所有旧的都是珍贵的，这个观点在法国也非常盛行，而我们更多的是受美国城市价值观的影响，强调快速和效益，文化、品位、地域特色，统统被无视了。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生活的充实、合乎人的尺度的城市，一定饱含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内涵。城市可以怀旧，但不能做旧，原有的城市价值和人文因素都可以合理地组合到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去，让其有连续性，有文化含量，当地品质和当地风情原汁原味。换句话说，我们要容忍城市的兼新兼旧，要允许一座城市的自然生长，过于快速发展的城市会缺失很多东西，城市文脉和肌理都紊乱了，又如何谈及城市发展的智慧，创造城市价值呢？
一座城市的规划必须找到其战略地位，即要在世界城市的坐标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城市规划既要有应有的想象力，也需要立足于自身特点，比如，成都把自身的人文和自然地理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城市创新的基础。这也是陈可石教授《关于成都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规划设计的十项建议》的基本理念。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城市，它们无一不是智慧较量的结晶或者说是获胜者，在它们经济、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充满了挑战和纠结的取舍，陈可石以敏锐的洞察力逐步分析这些纷乱复杂的城市现象背后的文化根源，并将这些案例完美地投射到中国本土的城市建设中。
陈教授毫不吝惜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天赋山水及当今的繁荣与活力的赞美，这也是他近年来频频到访并接受成都诸多项目委托的原因，同时他并不讳言如果想要成都的未来走向有更健康的发展，找到并创造更高的城市价值，还有很多刻不容缓需要思索和处理的问题，而他此次提出的十项建议，就是对这些问题深度探索后的答案。
世界语境参照，问题容易凸现
记者：是基于什么缘由，你为成都的城市发展提出了十项建议？
陈可石：早前，成都市规划局聘请我做成都的城市设计顾问，后来成都社科院也希望我能为成都出一份详尽的建议书。因为我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去过世界上大多数的重要城市，过去十年也亲身参与了成都的很多项目、规划，比如曾经的新都宝光寺项目、最近的天府新城核心区建设设计项目等。当我从最熟悉的城市设计角度来看成都，就很自然地发现了一些问题，进而给出了解决方案，后者才是重点。完整的城市设计建议是不止十项的，甚至每一项都可以分解得更细致一些。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为成都的城市发展找到上策，而不是中策、下策，这直接从成都最关键的问题入手。我们要把成都放到世界城市的坐标系里，从这个角度和位置来探索成都如何发展的问题。有一个参照系是非常必要的，在世界语境下很多被忽略被无视的问题都会自然地暴露出来。如今很多城市在自身宣传上不遗余力，提出了很多宏伟目标，但当它们真的置身世界城市坐标系里，那种失落感非常明显。什么是好城市？全世界600个大城市如何评判？其实也简单，看看最佳旅行目的地名录就知道了，遗憾的是，中国的好城市，真的很少。
在对成都有了深入了解后，我们也不是单纯地复制城市环境，而是尽可能去理解那些成功的案例，然后跳脱出来，这才能为成都的城市化进程提出更妥贴的建议。我们学习别人的先进理念，不是找些“贴”上去的东西。城市规划不能交给对这个城市不理解、感情不深的人来做。
差距和问题引出智慧点
记者：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正在走欧美走过的路，但全球城市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比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人口、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土地利用率等因素都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寻找一个更精准的模板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成都的定位会不会比较模糊？我们究竟是走欧洲后工业时代的路线，还是走东亚城市的发展之路？看起来当前成都的城市气质是偏欧洲的，讲究休闲和人文，但我们又在被迫跟着东亚城市的发展路线走，以上海为城市标准，拼硬件也拼GDP数值，如何找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陈可石：无论是定位还是发展路线的平衡，都是城市智慧的具象表现，而智慧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个智慧较量的历史。从古希腊时期起，但凡好的城市，都是智慧的结晶。2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是雅典，它的守护神就是智慧女神。智慧和一个城市的关系，从那时起就已经展开了，后来欧洲城市的发展，都是智慧的较量。今天的城市发展依然是这样，一个城市发展的好坏，评判标准并不难，看这个城市的主人的智慧就知道了。而且，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不是从零开始的，在别人成功的基础上寻找自己的突破点很有必要，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说自己从不借鉴前人的经验，从零开始自我发展成一座伟大的城市，没有这样的先例。
吸取其他城市的成功智慧，也有其先决条件，一个城市可以没有高楼大厦，可以没有田园风光，但不能没有自己的特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在明确这个的基础上努力向世界优秀城市学习。任何城市的发展都要依靠自身的人文和自然地理条件。当前成都就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要有足够明确的理念和足够宽广的胸怀来看待自身的人文、自然条件。
向全世界最成功的城市学习，不能泛泛而为。世界上伟大的城市很多，不能说找到一个城市模板就能解决成都的所有问题，但如果找到一些个性鲜明的城市与成都做对比，就能从其中吸取很多东西。比如伦敦，把成都和伦敦做一个比较，经济上，伦敦的创意产业值是多少？成都是多少？国际游客的数量分别是多少？文化上，伦敦每天上演20多场歌剧，成都相应的大型文化表演有多少？这种产业对比差距非常明显。再从环境层面看，伦敦的城市公园数量及质量远超成都，它花了半个多世纪将泰晤士河打造成了生态样本，成都也在对锦江进行改造，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没达到最佳效果。换言之，这种对比非常有效，差距和问题引出了智慧点，而不是凭空捏造一些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
许多城市对于提高自身的“城市竞争力”表现了很大的“主动性”，城市的高楼有了，道路也宽了，但品质没有其他国家的城市高，远不及人家来得精细。合理的城市发展解决方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的比例应该各占50%，而中国大量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规划只用了3%的精力，97%以上都花在了工程建设上，这样的偏向性造成了大量低质量设计，高质量建设的城市发展现状。
不是复制，而是借鉴并创新
记者：你在十项建议里提出，文化引领城市发展。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突破口，兴建了很多文化街区，但这有没有达到将文化从观赏性的处境中挖掘出来，融合进智慧性产业中去？有比建一个项目一个街区更高明的方法么？你也在建议中提出增加成都水景，将锦江沿岸打造成一个文化休闲产业地带。在规划层面如何做到更好？
陈可石：文化不是一种摆设或者符号化的东西，而是经过多年的积累、熏陶，从对生活之美的发现和感受中塑造的一种城市气质。世界上将文化作为突破口的城市很多，比如佛罗伦萨，很早就将城市定位为博物馆城，所有建筑都围绕这个定位考虑，如今每个到访的人都对其印象深刻。当年北京其实也可以这样定位，那些老建筑老城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保留下来相当于20个佛罗伦萨那么大的面积。遗憾的是，这只能是想象了。传统的中国城市都是非常注重精神和文化建设的，这和欧洲中世纪后、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城市发展理念有根本区别。比如英国的很多城市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产业支撑起来的，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随着产业的衰落，城市也逐渐衰落，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北美也是如此，底特律、西雅图，一些城市现在都还在努力消除城市支撑产业衰落后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疯狂地走大工业化的道路。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正处于城市发展的一个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关键时刻，这也催生了此次的十项建议。几十年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成都是什么模样？城市该向何处去？现在就要思考、回答并确定下来。城市中那些美好的、有魅力的元素，有一个发现并领会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就此呼之欲出。仓促和盲目是很可惜的事情，苏州就是一个例子，工业化苏州GDP数值很高，回头想再做文化却不行了，原本很好的根基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可以补救但魅力大减，竞争力也失去了。
别人的成功经验与自身的特点必须结合，这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观点。锦江沿岸学习塞纳河沿岸，不是拷贝和复制，而是借鉴并创新，以免丧失特色。此外，成都有规模很大的文化人群，他们的创造力必须被激发出来，为这座城市创造价值。文化影响力取决于文化产品的市场流通力，否则一个城市尽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非常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但是如果不能通过文化产业、市场经济的机制，把它发掘出来，城市文化影响力就不存在。
强化特色，延续城市文脉
记者：很多城市都在注重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但这种开发固然能够保留原来的风貌，原有的生活方式还是消失了，沦为旅游景点或文化橱窗，在你看来，这样的问题该如何避免？
陈可石：城市认同感的构建，需要突出传统的文化因素，有意识地强化城市的特色，延续城市文脉。中国的当代城市化经历了短暂而快速的历程，规模扩大了，相应的城市规划却没有加强，不但没有很好地体现原有的文化元素，体现地方传统特色，而且一味地批量生产一些看起来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这样不光原有的城市温情遗失殆尽，还有将文化沦为制约城市建设瓶颈的可能。
城市的规划设计理念与热爱生活并不冲突，温情与怀旧，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城市主题。还是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人觉得所有旧的都是珍贵的，这个观点在法国也非常盛行，而我们更多的是受美国城市价值观的影响，强调快速和效益，文化、品位、地域特色，统统被无视了。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生活的充实、合乎人的尺度的城市，一定饱含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内涵。城市可以怀旧，但不能做旧，原有的城市价值和人文因素都可以合理地组合到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去，让其有连续性，有文化含量，当地品质和当地风情原汁原味。换句话说，我们要容忍城市的兼新兼旧，要允许一座城市的自然生长，过于快速发展的城市会缺失很多东西，城市文脉和肌理都紊乱了，又如何谈及城市发展的智慧，创造城市价值呢？
